文：熊艷妮

來源：南方周末（ID：southernweekly）

據央視財經援引的一項最新調查，從2022年10月1日起，日本超6500種食品將漲價，這也是該國自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出現的最大規模加價潮。

“短短的兩個多月，一公斤蘋果從300多日元（約合人民幣15元）漲到800日元?！睎|京市民伊藤靜織還發現，多數“百元商店”的商品標價大多在500日元以上。

日本通脹長期處于極低水平，但加價潮讓“脫100円（日元）”成為社交媒體上的流行詞匯，從食品、服裝等汽車、電子產品等各種消費品都在漲價。

2021年3月，《廉價日本》一經出版便風靡日本。如今，它所描述的“低欲望社會”“日本商品全球最便宜”現象卻與當下情形格格不入，一種“日本還能養活自己嗎”的憂患論調悄然興起。

糧食與食品引領著日本這一波“加價潮”。據共同社報道，一年來，日本糧食進口價格飆升了48%。

食品生產商以及超市只能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也觸發了日本社會關于糧食安全的爭議，堅持多年的“以進口為前提”的糧食安全保障政策被認為已然失敗。

岸田政府的糧食安全策略乏善可陳，依舊停留在2020年12月制定的《關于制定經濟安全保障戰略的意見書》，它強調通過推動貿易自由化、促進糧食進口等渠道“加強糧食安全保障”，卻對“提高糧食自給率”只字未提。

“日本的經濟地位已經下降，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通過高價從世界各地購買所需的產品?！比毡巨r林水產省官員杉中淳呼吁，要考慮“花多少錢也買不到糧食”等緊急事態，并提高本土的糧食產量。

2020年，日本以熱量為基準的糧食自給率降至37.17%。而在1965年，這一數字為73%，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墊底。據英國《金融時報》透露，日本83%的小麥、78%的大豆以及97%的食用油依賴進口。

不過，由于日本的食品再加工業發達，年均農產品出口額在1萬億日元以上，這給外界造成了日本糧食出口量很大的“假象”。從通產省公布的數據來看，日本的出口食品中只有四分之一屬于“本土食品”，其余諸如豆醬、醬油、咖啡、巧克力、威士忌等均依賴進口原料。

囿于島國面積狹小、自然資源匱乏，日本的農業生產較美國、巴西等國并沒有比較優勢。其中，磷肥、鉀肥等100%依賴從中國、俄羅斯等國進口。

俄烏沖突爆發后，日本追隨美國的腳步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導致俄羅斯部分中斷了對日本的能源和自然資源供應。長期依賴糧食進口，日本農業還存在生產效率低下、深層次結構缺陷、激勵機制扭曲等問題。

農業已不具備就業吸引力，大量農村年輕人紛紛向城市遷移。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日本農民的平均年齡已經達到68歲。

鑒于農民老齡化嚴重，岸田文雄政府的糧食安全議程主要聚集于“使用創新和數字技術來提高生產力”。2022年6月，岸田文雄政府還一度推出“新資本主義”計劃，誓言打造“強大的農業、林業和漁業”。

這并不意味著日本農業老邁、落后。恰恰相反，它已實現高度的農業機械化，收割白菜、蘿卜、大蔥都使用收割機。越來越多的噴灑任務由無人機來完成。通常，無人機作業半小時就相當于一個農民一天的工作量。當前，受益于2003年實施的《下一代農業機械緊急發展計劃》，日本的農業基本告別人力勞動階段。

但從公布的糧食自給率數據來看，日本的糧食安全度的確不高，這很大程度是因為日本根據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結果。

二戰后，日本推行“貿易立國”與“工業立國”并列發展策略，成為自由貿易中受益最多的國家之一。

從土地、化肥等農業資源的匹配度來看，日本發展農業并不具備比較優勢。同時，為了緩解與美國等的貿易摩擦，日本也逐漸放松了農產品保護力度，它表面上犧牲了糧食自給率，卻獲得了更大的經濟利益。

多年來，糧食安全一直牽動著敏感的社會神經，更是扎進日本文化深處的憂患意識。

二戰后，日本累計頒布了三百多部食品安全相關的法律、法令、規制，但多數日本人仍不安心。2010年9月，內閣府發布“關于糧食供應的特別輿論調查”顯示，高達85.9%的受訪者對糧食供應表示不安。

如今，受新冠疫情、俄烏沖突以及日元貶值等多種因素疊加影響，日本的糧食保護主義卷土重來。

“日本低估了自身面臨的糧食安全風險，所奉行的糧食戰略實際上完全是基于對經濟效率和全球貿易的追求?！比毡举Y源與糧食問題研究所代表柴田明夫是農業保護主義的代表人物。

他還悲觀地表示，“現在的情況是，日本無法再以合理的價格獲取食品或能源，因此急需改變過于依賴外部世界的戰略?！?/p>

農業保護主義者的言辭難免危言聳聽，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可能被低估。各國普遍采用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計算標準，將當年糧食產量（萬噸）占糧食消費的比重定為“糧食自給率”。

但日本農林水產省更傾向于將食品的重量換算為熱量，使用所謂“綜合糧食自給率”，兩種計算方式存在較大差距。

在一篇廣為傳播的學術論文中，東京大學研究生院農學生命科學研究科教授本間正義發現，2008年，日本糧食的“卡路里自給率”為41%，但依據所產糧食重量計算則是54%。2014年，前者為39%，后者則是64%。

按照“卡路里自給率”計算，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剩余、廢棄和未使用的食品不僅沒有被列入計算公式，農戶自己生產消費部分也被忽略，同時，熱量較少的蔬菜評價也偏低。

日本的“卡路里自給率”還有其它貓膩，酒精、鯨肉等更不在統計范圍內。據日本捕鯨協會統計，從1962年至2017年，該國的鯨肉年消費量在3000噸至23.3萬噸不等。

日本政府公布的糧食自給率可能被低估。同時，飲食習慣的變化也影響著該國的糧食自給率。深受歐美文化的影響，日本人一直減少本土傳統的魚米的消費，大量食用進口的面包、牛肉和大豆油等。

長期以來，大米一直是日本人的主食。但日本人的飲食習慣也在變，人均大米消耗量已經從1962年的118千克，減少到2006年的60千克。

大米的價格長期居高不下，也促使大米的消費量減少，并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農業系統，它鼓勵農民不要過多種植水稻以形成“饑餓的市場”，進而維持國內市場上的高米價。

“政界也堅持一種奇怪的觀念，認為本國應實現100%的大米自給自足?！比毡巨r林水產省前官員、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研究總監山下一仁呼吁，“日本政府本應該讓稻米價格下跌，以增加對大米的需求，還要提高小麥的價格以增加產量?！?/p>

過度實行農業保護主義，往往導致本國的農業生產缺乏國際競爭力。但是，對糧食短缺的憂患意識，已深入日本人與生俱來的不安全感和民族心理。

歷史上，日本多次遭遇大饑荒。1947年至1949年，該國迎來戰后第一波嬰兒潮，一度以每10年增加1000萬人的速度遞增，人口增長加劇了糧食消耗量。

日本主要尋求從美國進口糧食。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以及美國大旱，導致國際糧食價格急劇上漲，美國禁止糧食出口以穩定國內物價。

每臨糧食危機，日本都針對經濟社會的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對策。1973年危機發生時，日本制定了《石油供需平衡法》《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生活物資等囤積和惜售緊急措施法》等政策。

那一次，日本慘遭斷糧后還走上一百多年前“海外屯田”的老路。日本“海外屯田”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當時，得益于醫療衛生水平的改善以及政府長期采取鼓勵性生育政策，人口迅速膨脹。

1899年，日本與秘魯政府簽署協議，首批790名日本人抵達秘魯的卡亞俄港，開啟了日本人遷往秘魯的移民潮，不少日本移民開始經營海外農場。

到了1908年，日本又開始在巴西、哥倫比亞等拉美國家屯田。二戰后，日本將農業投資目標從拉美轉向亞非國家。據全球土地交易聯機公共數據庫的統計，截至2017年6月，日本的海外屯田至少有1200萬公頃，這是日本國內農田總量的三倍。

從地理上來看，日本有85%的國土屬于山地和丘陵，其余可耕地大部分用來種植大米。走出去“海外屯田”成為一種優勢選項。

但是，“海外屯田”所生產的糧食、水果和蔬菜并不計算在日本政府的糧食自給率范疇之內。而且，從2018年發布的《全球糧食安全指數報告》來看，日本的糧食安全位列第18名，遠超中國、韓國等東亞鄰國。

日本的海外屯田具有鮮明的“國家+資本”特征。外交上，日本政府不遺余力地呼吁各國放寬農業政策，允許海外資本進入糧食領域。

高舉著發展、扶助與公益的旗幟，日本的“國際事業協力團”往往先是派遣農業專家赴亞非拉國家，通過提供農業生產技術、免費贈送種苗等方式進入所在國敏感的糧食生產領域。

站穩腳跟后，日本開始扶持移民后裔和“親日派”政治勢力。其中，擁有日本和秘魯雙重國籍的日裔人士藤森一度在1990年至2000年擔任秘魯總統。

各大銀行和財團則緊跟日本政府的外交步伐。日本多個政府部門與金融機構合作，為民間的海外投資企業準備好充足的資金，為農業企業提供長期低息貸款，財政也對民間企業提供50%的資金支持。

日本的糧食安全受益于“海外屯田”等自由貿易政策，如果保護主義盛行，日本政府和企業將很難在亞非拉找到“屯田”。但是，日本防衛省海上自衛隊退役中將、現任金澤工業大學教授伊藤敏之把糧食自給率下跌又歸咎于自由貿易政策。

“他們只想到經濟效益。他們沒有為國家安全做任何事?！彼€指責歷任主管糧食生產的內閣大臣。

“就國家安全而言，食物應先于槍械，沒糧食吃根本無法戰斗?！睎|京大學農學系教授鈴木宣弘也認為，過度依賴糧食進口會重挫日本農業的發展。

不少日本農民群體也抱怨，“糧食才是國家防衛的關鍵”，相比耗費6.6萬億日元從美國購買147架F-35戰斗機，日本政府卻不愿加大農業補貼。

當前，日本的農業補貼至少有470種，農民購買農藥、農機和化肥等會得到生產資料購置補貼，培養農業人才、村落建設還配套有一般服務型補貼，生活在山區和半山區的農民還會得到直接的現金補貼。

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從2017年起，日本對農業的補貼額度已經超過農業收入，日本成為全球農業補貼強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二戰后，日本進入了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其經濟逐步自由化、市場化，但日本的農業一直奉行保護政策至今：日本政府鼓勵年輕人從事農業，對耕地的交易、轉作他用以及農產品買賣做出了諸多管制，還對不具有比較優勢的本國農業進行高額財政補貼，對進口農產品實施高關稅和進口配額制度。

日本對于農業的保護力度遠超其它發達國家，農業保護也成為朝野的共識。在可因政見不同而拳腳相向的日本議會中，各政黨在討論農業保護法案時往往出奇地一致，糧食自給率降低、糧食安全存在隱患更是一致的說辭。

農業領域隱藏著各個政黨都不敢忽略的選票。盡管日本當前只有150多萬名農業從業者，但農民職業單純、利害一致并受到國際競爭，因此，日本農民更團結、更抱團，對政治更敏感。

“農業協同組合”的成員穩定、投票率高，一直支持執政多年的自民黨。

二戰后，日本實行多年的“中選區制”更是有利于農村地區。據日本國會網站統計，1972年，地廣人稀的農村1張選票相當于城市5張選票。1990年，占總人口40%的大城市選民只能選舉出全國20%的國會議員，512個議席中又有269個來自農村。

在農村地區，只要獲得相當于城市地區三分之一的票數往往就能當選議員，“中選區制”也被指違反“一人一票、一票一價”的現代民主原則。1994年后，日本議會采用小選區與比例代表并立制，但農村的選票價值依舊偏高。2010年，農村選票的價值仍是非農村選票的2.4倍。

重農主義政策下， 不少日本媒體也時常炒作“日本不能養活自己”“外國食品有毒”等問題，向消費者傳遞“日本食品最安全”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