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生產，良種先行。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糧食地位舉足輕重。世界農業經驗表明，過去100年，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的60%來源于種子技術。

令人扼腕的是，在傳統農業上一直領先了幾千年的中國，卻在現代種業上被遠遠甩在了后頭。如今中國種企在以杜邦、孟山都、先正達、利馬格蘭為首的4家外資種企的沖擊之下，更是窘態日顯。

于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開始打響。中資種企開始在種業單個規模、企業研發和未來趨勢上投入重兵，并在生產、加工、管理等方面懷揣后來居上的夢想。

不過我們必須正視的是，隨著中國種子市場逐步對外開放，已有80余家外資企業在中國“安營扎寨”。而外資公司種子的播種面積也遠遠超過中國本土種子，其在市場份額上更是近乎壟斷。有中央級別媒體曾撰文指出，目前外國公司已經控制了中國市場70%的種子來源。

中資種子在棉花、玉米、小麥、大豆甚至是水稻上，也幾乎全部陷入被動地位。

面對這樣的局面，業界慨嘆在技術和資本都占據絕對優勢的外資巨頭面前，國內種子企業“只是一個嬰兒和巨人的競爭”。同時似乎也印證了那句“農業是對外開放影響預期最悲觀的產業之一”。

殘酷的現實，逼迫中國政府不得不默許行業集中度提高，一時并購重組將成為中資種企阻止國際巨頭的殺手锏。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更是多次表態，將通過種子工程和綜合開發項目，重點扶持20家骨干種子企業。

規模做上去似乎不難，幾年下來中國已經形成了以中種、中糧、中儲糧、中農發（中國農業發展集團）、中農資（中國農業生產資料集團）等央企為主的中國種業第一梯隊。而安徽的荃銀高科(300087,股吧)、皖墾、豐樂，四川的仲衍種，寧夏的新寧夏科豐種業等第二梯隊企業也在迅速走上規?；?。

然而，種企的核心競爭力是研發。在這方面，中資種企可以說才剛剛上路。農業部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種子企業已由8700余家減少至7500家左右，僅有不到1.5%的種業企業具備研發創新能力，研發經費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平均僅約3%。而外資種企研發在11%左右。具體到數額上，中資種企區區幾百萬元人民幣的投入與外資巨頭動輒十幾億美元的投入，更是有著天壤之別。

國際種業發展的趨勢表明，種子企業涉足科研、培育和開發自主產權品種，將單一的經營性企業轉變為科研開發復合型企業，是當今及以后種企逐步發展的一大特點。不過，目前鮮有中資種企真正走上這條路，這也意味著中國種企的攻堅戰還要持續恒久地打下去。

至于目前尚未能證實也未證偽的轉基因技術，中國還深陷圍城不能自拔，并有越發保守的趨勢。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阻止轉基因商用。”

“放眼未來，中國的轉基因商用不是要不要上的問題，而是如何上的問題。”

前一句話是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資深項目主任方立鋒在一番縝密邏輯推理后向記者講得最自信的一句話。后一句，則是以中科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張啟發為代表的科學家一直以來針鋒相對的表態。

從目前來看，綠色和平的喊話暫居上風。中國政府選擇的天平向著綠色和平的聲音傾斜、傾斜、再傾斜。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政府對現代化農業的支持和發展，其標志性動作，是今年2月21日《糧食法征求意見稿》的出臺。其中第十二條特別提出，轉基因糧食種子的科研、試驗、生產、銷售、進出口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糧食品種上應用轉基因技術。

而《新財經》記者在連線農業部生物安全委員會、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中國生物工程學會等諸多原力挺轉基因商用的科學家時，他們的集體失語便是最大的注腳。

“轉基因三問”無解

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轉基因農作物商業化，是否會污染生態環境？轉基因研究涉及的專利問題，會不會卡住中國糧食安全的喉嚨？上述問題被稱為“轉基因商用三問”，如果不能明確地、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轉基因商業化在中國沒戲。

綠色和平向《新財經》記者提供的最新研究進展顯示，轉基因水稻“Bt63”和其對照品種非轉基因水稻“明恢634”在蛋白質水平上存在表達差異。該項研究指出，這些蛋白質的差異是非預期效應出現的可能根源，也可能導致一系列環境和食品安全問題。

如果稍加留心，不難發現時至今日，業界關于轉基因討論的話題仍然是一個未能證實也未證偽的問題。“這樣的情況下，本著科學的態度，應以預先防范不良后果出現為主，斷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這樣付出的代價將是巨大的。”方立鋒向《新財經》記者表示。

不僅如此，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還指證，轉基因作物會污染環境。他舉例說，加拿大轉基因油菜本來是具抗草甘膦、抗咪唑啉酮等功能中的一種，后來發現了同時具備這些功能的油菜，說明它們之間產生了“基因交流”。

與此同時，在轉基因作物研發方面，中國并沒有擁有獨立自主的核心基因和核心技術，大部分是引進的，一旦商用會導致大量的專利費用。

對于這些問題，以張啟發為代表的力挺轉基因派科學家盡管做了反證，但是均無法解除業界對“轉基因三問”的疑慮。畢竟轉基因農作物在全球大面積種植僅有16年之久，在時間上還太短，無法反映出足夠多的問題。而張啟發8天的小白鼠試驗，也被指時間太短而無法說明問題。

政府態度銳變

2009年11月，張啟發牽頭研發的“華恢1號”和“Bt汕優63”，獲得我國第一張轉基因水稻生物安全證書，這是世界上首個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此舉曾一度讓業界認為中國將是全世界首個批準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國家

這個預期在2010年達到高潮。當年的中央1號文件在第二款第10條規定：要切實把農業科技的重點放在良種培育上，加快農業生物育種創新和推廣應用體系建設；繼續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抓緊開發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種，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

就在大家認為轉基因水稻的商用種植已經不是“要不要上”的問題，而是“如何加快實施”時，堅決反對的綠色和平組織則針鋒相對發了一份報告，要求“中國政府應重新考量轉基因水稻商業化隱含的眾多風險與不確定因素，立即停止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進程”，并要求農業部公布華恢1號’和‘Bt汕優63’詳細信息，以便在更大范圍內展開對環境、健康影響與糧食安全方面的研究與討論。同時，100多名學者聯名上書全國人大，“要求立即停止轉基因水稻和玉米商業化生產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綠色和平曾多次發布報告指出，湖北多個地方的種子市場、農技站和種子站在非法售賣還沒有通過安全審批的轉基因水稻，而且違法生產的轉基因大米和米粉已經進入了廣東、福建、湖南和湖北四省的市場。他們對湖北、湖南兩省8個地區市場上流通的稻種進行快速檢測，將呈陽性的樣本送往獨立第三方試驗室進行轉基因成分的檢測，發現轉基因大米、米制品和種子的品系均為Bt汕優63。

“違法種植和售賣事件屢被發現，暴露出中國在轉基因生物管理體系上存在嚴重漏洞，產業化條件不成熟。”方立鋒表示道。

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導致了《糧食法征求意見稿》中對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糧食品種上應用轉基因技術條款的出臺，并表明政府態度有了180度的大轉彎。

研發高地不能丟

盡管轉基因還存在眾多未能證實的問題，但是轉基因一旦商業化種植，其產生的巨大市場收益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忽視的。與此同時，中國在進口轉基因大豆方面的深刻教訓，也使得中國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發一刻也不敢放松。

德勤中國化工行業組負責人觀洋向《新財經》記者表示，與中國種子企業相比，國際種子企業的一體化程度更高，并且在價值鏈上實現了廣泛的覆蓋。他們在利用種子性狀交叉授權（指種子企業互相給予轉基因種子某些性狀的知識產權，以培育具有疊加性狀的種子）方面更具優勢。

再加上轉基因技術的許多核心內容早已被國外公司和機構通過專利所控制，因此，中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加大了投入力度。

《新財經》記者獲得的資料顯示，中國在轉基因研究方面獲得巨額國家科研經費的支持，累計總額近210億元人民幣。

綠色和平提供的資料顯示，由于水稻是中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在過去的20年里，轉基因研發資源集中投資在了水稻上，單在2004年的投入就超過了3.6億元人民幣。

到了2008年7月，國務院更是通過一項高達240億元人民幣的轉基因研究項目，將主要投入到優勢基因的挖掘、轉基因品種的選育和轉基因作物品種的產業化。而這個投資額度也打破了新中國單項投資最高記錄。

盤錦北方農業開發公司董事長許雷向《新財經》記者表示，我國的生物技術水平整體居于世界前列，但原始創新能力薄弱。而當前轉基因作物研發競爭空前激烈，以挖掘基因資源和搶注專利為核心。因此，中國政府對轉基因研發布置重兵，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方立鋒也表示，綠色和平并不反對轉基因的研發。因為科學技術是中性的，只要利用好，都能彰顯科技的魅力。不過方立鋒也建議，由于越來越多的田間種植案例表明轉基因作物問題重重，并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損失，因此，希望中國在未來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生態農業的研究和推廣上。對此，觀洋也十分認可，他表示“中國商品種子企業應當大力加強對生物技術種子的研發投入，從而受惠于中國政府的農業支持政策，并應對未來特有的內外行業挑戰。